任人唯贤 选贤与能

时间:2020-04-26 18:51:14 点击数: 535

《尚书·咸有一德》中有名言:“任官惟贤材,左右惟其人。”“任人唯贤”便出自此。任贤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官员贤德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,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,关系到君主的正邪劳逸,甚至成败存亡。

上古时期,尧帝用大舜,舜帝用“八元”“八恺”,商汤用伊尹,文王用太公,武王用周公,这些君主有贤德之臣的辅佐,因此成为天下共主。春秋时期,齐桓公用管仲,晋文公用舅犯,楚庄王用孙叔敖,秦穆公用百里奚,这些诸侯国君任用的皆是干将能臣,因而称霸天下。三代之季,夏桀亲近干辛、推哆,商纣亲近崇侯虎、恶来革,周厉王听信荣夷公、厉公长父,周幽王听信傅公夷、蔡公谷,这四位末代之君任用奸邪之臣,也因此成为亡国之君。对比以上“王天下”“霸天下”与“亡天下”的君主,证实了《说苑》中言:“无常安之国,无恒治之民。得贤者则安昌,失之者则危亡。自古及今,未有不然者也。”

中国古代,任人唯贤的道理已基本为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推崇,但在操作中,任人唯贤并不容易实施好。囿于制度的局限及统治者的好恶等因素影响,任人唯贤往往会被任人唯亲、任人唯利取代。《墨子·尚贤下》对此有一生动比喻:王公贵族们对于修理坏弓、医治病马、剪裁衣料、屠宰牛羊,知道选用良匠、兽医、裁缝和屠夫,纵然自己有骨肉至亲,也不会让他们来做,就是唯恐任人不当损坏了财物。然而,当治理国家时,他们却不假思索地举荐任用骨肉至亲、无故富贵和美貌之人。可见,这些王公贵族对国家的热爱重视还不及这些财物,这就是在小事上明白要选贤任能,在大事上却不明白啊。纵览历史上的王朝更迭、兴亡得失,便可以看出,真正做到任人唯贤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任贤的前提是得贤,也就是要选贤与能。“选贤与能”这一成语出自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”与,通“举”,“选贤与能”亦作“选贤举能”,即选举贤能之人。在现代汉语中,“贤能”一词通常连用,而在古代,贤是贤,能是能。例如,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云:“三曰进贤,四曰使能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·序》云:“任贤使能。”那么,何谓贤?何谓能?贤与能又有哪些关系呢?郑玄注解《周礼》曰:“贤,有德行者。能,多才艺者。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云:“有德谓之贤,有伎(技)谓之能。”可见,贤、能之分,即德、才之别。

司马光曾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论德与才的关系:“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”,并根据德才将人分为四类,“才德全尽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”。这四类人中,最当引起注意的是才能胜过德行的“小人”。因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,但若没有德行为承载,就可能有知识越多、能力越强,危害反而越大的现象。因此,司马光甚至提出,凡是选举人才,即使得不到圣人、君子,与其得到小人,还不如得到愚人。这是因为,君子用才能来行善,小人用才能来作恶。用才能行善,则善无不至;用才能来作恶,恶也会席卷而来。这正如《孔子家语·五仪解》所比喻的:射箭的弓要调好后才能进一步使它强劲有力;马驯服后才能期待它成为良驹;士人必须先具备诚敬的德行,然后才可以去追求智慧和才能。没有德行却又多才,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以接近。因此,古人在选举人才时,主张德才兼备,而且一向是以德为先。

那么,选贤与能当以何德为先呢?当以孝德为先。《孝经》中讲:“夫孝,德之本也。”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、恭敬心、仁爱心和责任心,正所谓孝心一开,百善皆开。将这种善推己及人,“事诸父,如事父。事诸兄,如事兄”,从处理好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,扩展到社会和国家,便是“移孝作忠”。忠孝本一致,《礼记·祭义》云:“事君不忠,非孝也;莅官不敬,非孝也;朋友不信,非孝也;战陈(阵)无勇,非孝也。”因此,一位孝子自然会忠义诚信,勇于担当,故《后汉书》云: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”

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选贤举能的制度。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,都是为了将德才兼备之人选拔出来。但是领导者能否真正做到选贤任能,其自身的德行修养是关键所在。《大学》中讲:“有德此有人”。如果统治者胸怀天下,心系苍生,又能尊重贤者,任用能臣,使俊杰在位,那么,天下的贤士都会欢喜。贤士欢欣鼓舞,自然会前来辅佐君主。换言之,明君的道德修养和礼敬贤者的态度是志士豪杰奔赴的动力,这便是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吸引力法则。《中庸》云:“为政在人,取人以身,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。”意思是说领导者修身有成,以身观身,就能知人善任,所谓自知者明,知人者智。可见选贤与能,也是需要用人者以修身为本。

(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2020年04月24日)